专家介绍

　　傅才武，长江文化促进会理论与政策研究专委会主任、专家智库成员，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摘要

　　“长江、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母亲河”,是中国人赋予长江与黄河的宏大意象,更是对这两条伟大江河哺育之恩的深情寄托。

　　绵延6300 多公里的长江,源出青藏高原,穿巴山蜀地,过云贵峰岭,携荆楚之风与赣皖之韵,至江南水乡,纳百川千流,奔腾入海。它不但滋养了约180 万平方公里辽阔流域内的亿万中华儿女,而且以其强大的内生动力,与黄河南北互济,孕育了璀璨的中华文化,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为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注入源头活水。正因如此,长江与黄河并称“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成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重要支撑,共同赓续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

▲长江第一湾

稻作之源：文明初曙的坚实奠基

　　长江流域是世界稻作农业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为早期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与社会条件。

　　距今1 万年前后，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稻作农业的孕育阶段。江西万年仙人洞、湖南道县玉蟾岩、浙江浦江上山等遗址，相继发现了距今万年以上的早期稻作遗存。上山文化遗址不仅出土了掺和稻壳的夹炭陶，更发现了反映早期定居生活的房址与环壕聚落，被学界称为“中华远古第一村”。这表明长江流域的先民已开始有意识地利用野生稻，开启了从山地走向旷野、从穴居走向定居的历史性转变——定居聚落的出现，正是复杂社会孕育的起点。

　　距今8000 年前后，驯化型水稻在长江下游出现。在浙江跨湖桥遗址出土的稻穗，驯化型占比已达41.7%，标志着稻作正从采集利用向人工栽培过渡。与此同时，稻作影响已越过长江，向北传播至淮河流域的贾湖遗址及山东后李文化遗址，展现出早期稻作技术的传播活力。

　　距今7000—6000 年间，稻作农业进入成熟阶段。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厚度达1 米以上的稻谷堆积层，也有大量骨耜等农耕用具。刻有稻穗纹与猪纹的陶钵，生动反映出稻作种植与家猪饲养形成相互依存的生产组合。在同文化分布区发掘的施岙古稻田配备田埂与灌排水设施，是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大规模古稻田遗存之一。长江中游城头山遗址发现同期古稻田，且伴随中国最早期的古城址出现，印证了稻作农业对早期复杂社会的支撑作用——农业的规模化与稳定产出，进一步促进了社会分工与治理体系的形成。

　　距今6000—4000 年间，稻作农业进入繁荣阶段。在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数量激增至近550 处，茅山遗址出土了配套齐全的大规模古稻田，池中寺遗址仓储量更是达到百吨级，这些最终催生了以良渚古城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形态。城墙、祭坛、水利系统与等级墓葬的出现，被视作区域社会迈入早期国家门槛的标志。在长江中游，屈家岭文化进入成熟稻作农业阶段，目前发现的20 座城址直观反映出复杂社会形态的形成。在长江上游，宝墩文化形成稻粟兼作模式，8 座古城的出现标志着古蜀文明雏形开始显现。而伴随着良渚与屈家岭文化的强势扩张，稻作农业大规模对外传播，奠定了稻作文化在东亚大陆的基本分布格局。

　　长江流域之所以成为重要的栽培稻起源地，与其独特的“临界区域”环境息息相关：有限的野生稻难以支撑人口增长，生存压力迫使先民通过人工培植提高产量。这一进程与先民从山地向平原的空间迁徙相叠合，最终促成了稻作农业的起源。

　　长江流域稻作农业的划时代意义，在于提供了稳定持续的食物来源，使定居聚落成为可能；谷物便于储存的特性，则使部分劳动力得以从食物获取中解放出来，推动社会分工深化与复杂治理体系的形成。因此，在“满天星斗”的新石器时期，基于稻作经济的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宝墩文化等竞相涌现，塑造了长江流域早期中国多元化的文明形态，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华文明形成与早期国家起源的重要源头之一。

资源禀赋：地位凸显的经济命脉

　　先秦至秦汉时期，长江流域在华夏文明核心区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尚处于边缘位置。受黏重土壤与原始农具的限制，其农业生产效率不及黄河流域。《禹贡》九州田赋等级中，长江流域的梁、荆、扬三州位列末等，清晰印证了其边缘属性。

　　东汉应劭“江者，贡也。所出珍物，可贡献也”的训诂，则折射出当时中央王朝开始视长江流域为重要物产和贡赋来源地的观念。但此时这里的物产，仍然属于区域自足或地方贡赋范畴，还未形成全国性战略价值。

　　西晋末年“衣冠南渡”以来的三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将中原先进文化和农耕技术传入长江流域，推动稻作农业实现质的飞跃——水稻种植技术与产量显著提升，为后世稻麦复种等精耕细作模式的推广奠定了基础，长江流域的经济支撑能力得到极大增强。隋唐大运河的开通，首次完全将长江与黄河两大水系连为一体，构建起贯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盛唐以降，“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漕运体系的确立标志着长江稻米正式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基石。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进一步延伸，长江流域物产可直达京师，堪称维系王朝统治的“生命线”。

　　在水运网络的赋能下，长江流域逐渐发展成为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其多元物产通过不同路径分别完成了国家级战略物资的功能塑造。稻米凭借高产优势与水运便利，成为极其重要的物资；丝绸实现了从地方特产到全国性商品的转型，蜀锦、吴丝、江南三织造（即清代官办织造局）产物不仅贡献巨额赋税，更成为官员俸禄载体、对外贸易硬通货与边疆治理的重要物资；茶叶的战略价值多维拓展，唐宋时期茶税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茶马古道及茶马互市关联各地区各族群切身利益，明清时期的万里茶道则将其重大意义延伸至国际层面；瓷器依托长江水系与海上丝绸之路，从皇室珍品发展为海上贸易核心商品，为国家带来丰厚利润；滇铜黔铅通过长江航运输往全国，矿冶资源直接服务于国家财政货币体系与军备制造。

人文渊薮：文明赓续的创新动力

　　长江与黄河，共同构成中华文明“江河互济、二元耦合”的独特格局。黄河孕育出以礼乐制度为核心的秩序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制度根基；长江则以其流域内丰饶物产与温润水土，滋养出自由、灵动、创新的诗性精神，成为中华文化赓续发展与创新演进的重要支撑。南北文化的多元与交融，赋予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强大内生动力。

　　长江流域对传统文化的创新，首先体现为对中原礼乐文化的承接与再造。在江南山水之间，魏晋玄学应运而生，它超然于两汉经学，以老庄哲学为根基专注于个体身心安顿，开启了思想史上个体觉醒的时代，为宋明理学“圣贤气象”的形成奠定了哲学基础。

　　隋唐时期，地处长江北岸的湖北黄梅成为禅宗圣地。禅宗与儒、道思想深度融合，成为最易为普罗大众接受的佛学理论，深刻影响了中国乃至东亚的思想文化格局。

　　宋明时期，长江流域成为新儒学复兴的核心地带。周敦颐在道州（今湖南道县）悟道，开创理学先河；朱熹与陆氏兄弟江西鹅湖论辩，成为理学与心学分野的标志性事件；王阳明龙场悟道创立心学体系，开启声势浩大的阳明学思潮。明清之际，长江流域又孕育出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为代表的早期启蒙思想，其“工商皆本”“学校议政”等主张超越了传统民本思想局限，显现出中国本土文化内生的近代性趋势。

　　长江文化对中华文明的独特贡献，还体现在其通过诗性文化建构的超越性精神世界。楚辞特别是屈原之《离骚》，开创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先河，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对理想的执着追求，成为中国文人精神力量的源头。浩荡东流的长江，更成为文人寄托情怀、超越现实的精神家园。

　　长江流域之所以能成为传统文化创新的沃土，与其繁荣的经济密不可分。这为庞大的士人阶层提供了物质保障，使他们既能承接南渡而来的黄河礼乐文化，又能凭借长江独特的人文底蕴不断推陈出新。正是长江的深厚滋养，助推中华文明得以在赓续中不断创新，在创新中绵延不绝。

▲长江三峡之巅

多元融汇：和谐共生的文化图景

　　长江横亘我国东中西部，地貌立体、水系纵横，数千年来孕育出各具特色又深度交融的七大片区文化，即藏羌文化、巴蜀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皖文化、吴越文化。

　　长江上游的藏羌文化，是以岷江、金沙江流域形成的藏羌彝走廊为主体的地域文化。从邛都大石墓留存的濮越与氐羌文化融汇印记，到茶马古道上商帮往来的烟火气息与人文互动，丰富多彩的藏羌文化见证着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彰显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质。

　　巴蜀地区山河险固、土地肥沃、人口繁盛，自秦汉时期起便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印证了古蜀与中原夏商在青铜时代的交流互动，奠定了其多元文化共生的底色。秦汉之后，都江堰的修建造就了“天府之国”的富庶，蜀锦、交子、茶马贸易尽显“扬一益二”的经济活力。“好音乐，少愁苦”的民风，蕴含着乐天从容、热爱生活的本真，展现了巴蜀文化的独特魅力。

　　滇黔文化是以山地原生、边地交融为核心内涵的云贵高原地域文化。自古多民族聚居的滇黔地区，形成了“十里不同俗，百里不同风”的文化格局。从庄蹻入滇、汉武帝设益州郡，到南诏、大理的政治整合，再到改土归流；从夜郎古国的史话，到明代屯堡对江南遗韵的保存，再到阳明心学的发扬光大……一部滇黔文化史，正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

　　荆楚文化以荆楚大地为核心、辐射江汉流域，既蕴含着筚路蓝缕的坚韧品格，又承载着楚辞铸就的浪漫主义传统，是中华文明中兼具革新精神与浪漫气质的重要支脉。秦汉以后，江汉由四塞之地转变为四聚之地，“九省通衢”的地理优势使其成为南北文化交汇的枢纽。近代以来，汉口开埠、洋务运动、武昌首义等重大事件相继发生，荆楚大地在工业、商业、革命等领域屡开风气之先。

　　湖湘文化以潇湘大地为核心，具有“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内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极具风骨与担当的重要支脉。湖湘地区以湘江、沅江为脉络，古为苍梧、洞庭之地，是楚文化南渐的重要区域。在宋代周敦颐开创理学的基础上，胡安国、张栻等形成湖湘学派，岳麓书院由此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此后经世派、湘军、维新志士、革命领袖相继涌现，以经世致用、敢为人先的风尚深刻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

　　赣皖文化以今江西、安徽两省为核心，蕴含理学为魂、山水为脉、商儒并重、耕读相济的精神内涵，是传统农耕文化与士大夫文化、商帮文化深度融合的典范。江右商帮货通南北，白鹿洞书院引领理学风潮。从陶渊明到欧阳修、王安石、朱熹，从新安理学到桐城文派，唐宋以降，赣皖大地逐渐成为儒学重镇与文房四宝之乡，文化积淀极为深厚。

　　吴越文化以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为核心，涵盖江浙沪地区，以吴、越为主体形成，是中华文明中极具江南灵秀气质的重要支脉。从早期吴越先民的尚武坚韧，到东晋南朝以来崇文重教之风的盛行，江南逐步实现了经济与文化的华丽转型。从 “苏湖熟，天下足”的农耕繁荣，到市井烟火的兴盛绵延，再到诗词、书画、园林、戏曲的雅致绽放，共同编织出精致典雅、温润灵动的江南审美，成为中华文明中极具标识性、独具江南韵味的文化符号。

　　漫长岁月里，长江流域的七大片区文化并非隔绝的静态板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密切往来与良性互动。上游以巴蜀文化为枢纽，依托川盐古道、茶马古道与青藏高原、滇黔地区持续交流，使成都平原成为早期西南族群和文化交汇的核心。中游的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以洞庭湖为纽带，共同承袭楚国的开拓遗风；南宋以降，湖广地区逐渐崛起，与苏湖地区共同成为天下粮仓，承担起南粮北运的重任；近代两湖士人倡经世致用之学，于时局激荡中卓然成派，家国情怀熠熠生辉。下游的赣皖文化与吴越文化凭借水网连为一体，徽商、江右商帮将物产汇入江南市镇；理学、园林、戏曲在此交融共生，奠定了江南文化的人文底色。

　　明清之际，依托湖广粮仓的有力保障，江南地区实现商品经济的转型。长江流域进一步形成了互补互通的一体化经济格局：藏羌毛皮、川滇茶盐、湖广稻粮、江南棉纺、滇铜黔铅、两淮盐业等物资经由纵横交错的江河通道奔涌流转，织就了一张覆盖全流域的资源交换网络。这种“区而不隔、多元一体”的深层社会结构，既是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根基，也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诗意栖居：民族性格的刚柔并济

　　独特地理环境与稻作生产方式造就的长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进程中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黄河文化共同构筑着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稻作农业的精耕细作模式孕育了中华民族精益求精的文化基因。水稻种植涉及选种、育秧、插秧、除草、水管理、收割等20 余道工序，单位面积劳动投入远超旱作农业。这种精细化的生产方式，逐渐内化为文化和思维范式——汉语中精心、精英、精妙、精研、精神等大量以“精”为核心的词语，正是稻作文化在语言文字层面的深层积淀。由“精”所衍生的精益求精、精打细算、精明强干等品质，成为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鲜明标识。

　　稻作农业所依赖的水利协作机制，涵养了中华民族崇尚集体协作的精神。从良渚文化的大型水利系统遗迹中可见，引水、蓄水、排水、防洪等系统工程，离不开大规模的集体协作。在水资源分配上轮灌制的实行，必须经由集体协商，由此催生了以水利管理为中心的基层社会组织。插秧、收割等环节的时序刚性，倒逼农户形成换工联盟，在代际传承中形成了集体利益优先的观念，成为中华民族集体主义的深层精神根源。

　　水稻驯化的漫长历程与稻作生产的持久辛劳，锤炼了中华民族勤劳坚韧的优秀品质。从野生到驯化，水稻经历了数千年的渐变过程，凸显出中华先民的智慧与韧性。“苏湖熟，天下足”“湖广熟，天下足”格局形成的背后，有无数农民的“昼出耘田夜绩麻”“鞭牛务深耕”。这种世代相传的农耕伦理，将勤劳坚韧内化为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

　　尤为重要的是，长江流域孕育的诗性文化赋予了中华民族以审美自由的精神世界。湖光山色、水乡古镇、丝竹清韵、茗茶佳肴等，涵养出长江流域的超越性精神境界。这种诗性文化，让中华民族在面对现实苦难时，始终葆有乐观向上、坚韧勇毅的精神品质。

　　正是长江与黄河的江河互济、刚柔并济，共同塑造了中华民族性格的完整谱系，使中华民族既有形成大一统格局的凝聚力量，又有包容众多地域文化、思想流派、民俗信仰、文化遗产的文明多样性。无疑，长江与黄河共同铸就了中华文明的生生不息。

　▲远眺长江三峡大坝

▲航拍长江—江苏扬州至镇江段

迈向未来：大江奔流的宏伟交响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象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

　　在世界大河文明的版图上，长江书写了独特的历史篇章。从新石器时代的稻作起源到青铜文明的璀璨图景，长江流域孕育了多元一体的史前文化；历经中古时期的经济重心南移、近代的国家形态重塑，直至改革开放后引领现代经济发展……当世界上其他大河文明多数风采不再时，从未出现历史与文化断层的长江，始终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家文化标识之一。

　　“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出发，着眼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把长江保护好。”进入新时代，“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深入人心。从生态优先的绿色转型到创新驱动的产业升级，从千年文脉的保护传承到国家文化公园的创新实践——生态长江、经济长江、文化长江协同并进，共同谱写着全新的长江之歌。

　　在生态环境方面，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发生转折性变化，成为大江大河保护治理的典范。截至2025 年，其优良水质比例由2015 年的67%上升到96.5%，长江干流水质已连续6 年稳定达到Ⅱ类。2021—2024 年，累计监测到长江土著鱼类344 种，比禁渔前增加36 种。被誉为“微笑天使”的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实现历史性止跌回升，从“稀客”变为流域内的“常客”。

　　在经济方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施。生产总值10 年翻了一番多，以占全国约40%的人口贡献了47.3% 的地区生产总值，长江干线港口货物吞吐量多年位居世界内河第一。电子信息领域，长江下游地区贡献了全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半壁江山。高端装备制造领域，C919 大型客机产业链沿江布局，成为中国高端制造的亮丽名片。长江流域的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集群引领全球绿色出行变革，生物医药领域诞生了靶向抗癌药等世界先进成果，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数字经济领域前沿方向涌现出势头强劲的创新力量，标志着中国从“世界工厂”向“创新策源地”迈进。东部长三角一体化腾飞，中部长江中游城市群崛起，西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兴盛，其横贯东西、承接南北、通江达海的独特优势持续释放，探索出“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东中西互补、上下游协同”的产业创新生态，为破解区域发展不平衡贡献了中国智慧 长江经济带的辉煌成就，深刻诠释着中国方案的全球价值。

　　在文化遗产方面，长江流域拥有极为丰富多样、底蕴厚重的资源。目前，我国公布的3610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长江流域13 个省份（含贵州、浙江）拥有1666 项，占总数的46%。长江流域拥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465个。在全国5058 个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长江流域拥有2111 个。在全国43 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中，长江流域拥有28 项。在我国56 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中，长江流域分别拥有世界文化遗产12 项、世界自然遗产12 项、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2 项。

　　2022 年1 月，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正式启动建设。这对于进一步提升中华文化标识的传播度和影响力、向世界呈现绚丽多彩的中华文明意义重大而深远。

　　“长江、黄河两条母亲河养育了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长江、黄河流域繁衍发展，一直走到今天。”长江是一条从青藏高原、巴山蜀水、湘楚大地到江南水乡的美丽中国景观轴线，其流经、滋养之地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富集区域，立体展示了中国山水人文精华和国家形象。

　　大江奔流，文脉永续。长江始终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从“共抓大保护”的生态觉醒到高质量发展的经济跃升，从千年文脉的系统保护到国家文化公园的创新实践——如今的长江正以全新姿态传承着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谱写新时代的 “长江之歌”。

　　来源：《中国民族》2026年3月

　　作者：傅才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