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分布在长江上游，以三星堆文化的发现最为璀璨，而荆楚文化分布于长江中游，以楚文化最为杰出。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地域相连，以长江三峡为通道，频繁交流融合。且两地都开启了人类起源的先声，距今约200万年的重庆巫山人、湖北建始人，以及距今20万年的湖北长阳人等化石，先后在峡江区域发现。

　　距今10,000—8,000年开始，长江上、中游的考古学文化以瞿塘峡为界，分为西、东两大系统。瞿塘峡以西为渝东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即巴蜀文化区，分别发现了玉溪下层遗存、玉溪上层遗存、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瞿塘峡以东地区可纳入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考古学文化区系，即荆楚文化区，分别发现了桅杆坪遗址及城背溪文化、柳林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两文化区的文明不断演进，渐次发展，交相辉映。随着文明步伐加快，三峡地区作为巴蜀、荆楚文化和资源沟通廊道，交流频繁，并与关中平原、中原地区保持一定的文化交流，如三峡发现（黄河中游）老官台文化的圈足碗，仰韶文化的彩陶远至三峡坝区的中堡岛遗址。距今5,000年左右，屈家岭文化分布的西界在巫峡一带，更是传播到了忠县。

　　距今4000年起，以瞿塘峡作为分界的长江上、中游区域，主要是巴人、楚人的活动区域，也是长江文化融入华夏文化的变革时期。严文明先生《石家河赞》中用“先楚创文明”意指石家河遗址对于楚文化发展的意义，尤其是肖家屋脊（后石家河）文化时期，即距今4200—3700年前后，分别在天门肖家屋脊、罗家柏岭、谭家岭、严家山等遗址发掘出土玉器400余件，有玉龙、玉凤、玉虎、玉璧、玉蝉等，尤其引人关注的是10余件玉人像，造型奇特。笔者曾对此进行了释读，认为石家河玉人像分两类：一类为纵目、大口、垂耳、鹰钩鼻、獠牙等造型，当是掌握神权者或巫师设定的神的形象，这些形象后来为三星堆等文化的（青铜）神形象所继承，只是较玉器而言，青铜器用材在技术、工艺上更好塑造，形象更传神。如三星堆1、2号祭祀坑出土的纵目人，与常人迥异，眼睛更长、垂耳更夸张，当是神庙的神像形象，也符合《楚辞·大招》对神的描述：“豕首纵目，被发鬟只”。另一类则是玉人像，其面庞写实，两眼倾斜呈倒置的八字形，鼻宽阔，口扁方微闭，散发着威严与神秘气息。这批玉人像发现于罗家柏岭遗址，并与玉璧同出，当是祭祀性质，玉璧等应与祭天有关，玉人像则与祭祀祖先的功能吻合。而近期三星堆4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人像，形象亦接近常人。可见，三星堆的青铜人像，和石家河玉人一样，也分两类，一是神像，一是人像，石家河文化早于三星堆文化几百年，但其精神相类，当是石家河在文化上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也是早期荆楚文化与巴蜀文化交流融合的实证。

▲石家河玉神像与三星堆铜神像对比

▲石家河玉人像与三星堆铜人像对比

　　到二里头文化时期，以二里头遗址为核心，二里头文化向长江上、中游辐射，中原二里头文化对巴蜀、荆楚文化产生广泛影响，以二里头牙璋为代表，其在巴蜀文化区的三星堆文化、金沙文化都得到充分发展，在荆楚文化区的荆州汪家屋场、黄陂中分卫湾遗址也都有发现。

▲二里头牙璋分布图（上图，邓聪拍摄）与荆州沙市汪家屋场（中）、黄陂中分卫湾（下）出土的牙璋对比

　　进入商周时期，巴、蜀和楚文化相互之间及其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更加密切。盘龙城是郑州二里岗文化在长江流域的代表，（二里岗文化）盘龙城类型以中原商文化为主体，融合了本地的文化特征，其分布范围南到湖南岳阳铜鼓山，西到湖南沙市周梁玉桥、东到江西铜岭一带（以带把鬲、印纹硬陶为特色）。曹玮认为，商文化通过盘龙城—汉中盆地城固、洋县一带传播，以铜器和有领玉璧等为代表。而黎婉欣进一步认为，从出土青铜器的特征能看出，从淮河流域至长江中游地区，以及长江上游和汉水上游部分地区内的各个青铜文化，曾利用包括交换青铜器、互相借鉴纹饰设计等方式建立了联系，最晚于殷墟文化二期或稍前已形成了一个虽不紧密但在地理规模上很庞大的文化圈。水路的便捷是交流融合的重要支撑。新石器时代长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已经出现了舟；在河南信阳淮河干流两岸也发现了商代的独木舟，且部分舟保存相对完整，表明舟在商代可能已大量使用；先秦文献中也有关于“舟师”的记载。近年还有学者基于三星堆铜原料检测提出其原料可能来自黄石铜绿山的推断。三星堆铜尊从形态到工艺也明显受到黄陂盘龙城、黄陂郭元咀、阜南月儿河铜尊的影响。舟的使用、铜料的交流，都是巴蜀文化、荆楚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实物支撑。

　　狭义的“巴”（国）出现在商末周初。巴文化夏商时期主要分布于鄂西、三峡地区，后向西发展；周初，巴人以重庆为中心，建立了辐射川东、川南、鄂西、湘西、黔东南的巴国；后受到楚国的挤压逐渐向西退缩；公元前316年，巴国为秦所灭。考古学文化上，这一时期峡江东部的巴文化主要表现为前后相继发展的朝天嘴文化、路家河文化，文化特征是青铜器发达，器类有兵器（剑、矛、戈、钺）、乐器（錞于、编钟、钲）、容器（釜、洗、壶、鍪）等，以巴式剑、錞于等最具代表性。朝天嘴文化受到了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的强烈影响，说明这一时期的巴人和蜀国可能存在交流，朝天嘴文化二里头三期至殷墟时期遗存则显示其与中原存在广泛交流。巴文化从朝天嘴文化发展到路家河文化以后，几乎控制了峡江内的绝大部分地区，后者分布和影响范围远大于朝天嘴文化，这反映了巴文化的扩张。路家河文化发现的卜骨属周文化的典型形式，印证了这一时期巴人与周王朝有一定的联系。路家河文化继承了朝天嘴文化的典型陶器，主要包括有肩罐、圜底绳纹釜、豆形器、厚胎缸等。其与朝天嘴文化的最大区别是釜的骤增，约占陶器比例的七成左右，是一支以圜底釜为主要器类的考古学文化。

　　巴与蜀文化面貌接近，而巴楚两国相邻，相比政治博弈，其在文化上的交流融合才是主题。例如，形制接近巴蜀文化的熊渠戈上有铭文“楚公”，时代可至西周的湖北宜昌万福垴遗址则出土了巴式剑。万福垴遗址因出土“楚季”铭文编钟可确定为楚国遗址无异议，其测年可早到西周早期，遗址本体的年代也能到西周早期，出土了“西周早期的觚形尊和陶豆残片”，部分陶器特征亦可到西周早期，另有两件粗柄宽盘豆“属于西周早期偏晚”，表明万福垴遗址时间至少可早至西周时期。而在四川彭州竹瓦街出土的青铜罍，其风格与湖北随州羊子山遗址出土的鄂国青铜器、叶家山遗址出土的曾国青铜器风格类似，进一步印证了西周时期巴蜀与荆楚文化交流广泛。

▲湖北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出土铜罍（左）与四川彭州竹瓦街窖藏出土铜罍（右，王方供图）对比

　　春秋中期以后，随着楚国在江汉平原地区的兴起，楚系铜器的制作技术和艺术风格沿着长江和岷江进入了成都平原，给巴蜀文化区的铜器注入了新的活力，巴蜀文化的铜器进入了新、旧两种风格并行的时期。甚至在相隔1000多公里的四川新都马家乡（1980年）和湖北随州刘家崖（1975年）都出土了“邵”氏家族的青铜器，可见其交往的密切。

▲四川新都马家乡1980年出土“邵”氏铭文青铜器

▲湖北随州刘家崖1975年出土“邵”氏铭文青铜器

　　巴蜀文化与荆楚文化在精神层面的密切交流，在乐器、纹饰图案等元素上都有充分体现。例如，虎和巴人之间的关系无疑非常密切，巴式乐器錞于是巴人崇虎的精神外化，錞于上的虎，耳目清晰，张口露齿，能清楚地数出虎牙。范晔《后汉书》中也有“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饲焉”的描述。而楚式乐器凤架鼓上，虎同样被给予充分的突出，两只甚至站立在凤的身上。

▲巴式乐器錞于（上）、楚式乐器凤架鼓（下）对比

　　随着楚国的扩张，楚文化向西最远到达了重庆忠县一带。由于峡江地区拥有丰富的井盐资源，楚人西扩当有占有盐业资源之考量。巴时期，三峡是沟通长江上游盐井与长江中游铜矿的廊道，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长江上游以成都平原为中心，两大区域以三峡为纽带，创造了灿烂的文化，随着秦统一，更是强化了这种文化交通，更多地融入到“大一统”的文化体系之中。

　　专家介绍

　　方勤，长江文化促进会专家智库成员，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二级研究员，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史前和青铜文明，社科重大项目苏家垄遗址考古资料整理及“金道锡行”综合研究首席专家。

　　来源：中国文化遗产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