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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守正 迁徙寻根——三峡张飞庙搬迁方案论证与决策纪实

发布时间:2026年02月11日

  在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的宏大进程中,文化遗产保护始终是关乎历史传承的重要课题。云阳张桓侯庙(俗称“张飞庙”)作为三峡库区标志性文物古迹,因三峡水库175米最高淹没线面临灭顶之灾,张飞庙易地搬迁项目成为国家重大工程背景下文物保护的关键实践。自1993年至1999年,历经六年多的反复论证,先后开展了“原址靠后”“迁入新城”“随城迁移至南岸”三种搬迁方案的讨论,历经多方论证最终形成的“随城迁移至南岸”的科学决策,不仅挽救了一座千年古刹,更构建了文化遗产保护“价值保护、多方协同、文化传承”的中国范式,为同类工程提供了宝贵借鉴。

▲搬迁前的张飞庙 来源:中新网

▲新张飞庙 来源:中新网

  千年古刹的价值基底:不可复制的文化坐标

  云阳张桓侯庙坐落于重庆云阳县长江南岸,紧临长江水道,与云阳老城隔江相望,自古便有“巴蜀一胜景”的美誉。作为“文藻胜地”,庙内珍藏木刻书画281幅,其中王羲之《兰亭序》摹本与颜真卿《争座位帖》摹本书法木刻并称“双璧”,岳飞手书《出师表》、黄庭坚《幽兰赋》、苏轼《赤壁赋》等,构成了完整的古代书法艺术实物谱系。

  在价值维度上,清华大学吕舟教授指出,除了具有文物古迹普遍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三大价值之外,张飞庙特殊的历史人文环境是其“文化价值”的核心:其一,它是长江三国史迹文化链的关键节点,与白帝城、石宝寨等景点串联,构成三峡地区独有的三国文化景观带;其二,它是三峡人文景观线的核心标识,“依山而建、藤萝掩映”的建筑格局与长江水道形成“山-水-庙”共生的生态景观,体现古代“天人合一”的营造智慧;其三,它是云阳民俗信仰的精神载体,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其为“张王庙”,“张王爷隔江守望”“百姓隔江祭拜”的习俗延续千年,每逢张飞生日的庙会活动、百姓过江祈福活动至今传承,使庙宇深度融入地方生活,成为三峡地域共同的精神纽带。

  更为关键的是,张飞庙的文化价值与长江水道、云阳县城三者形成不可分割的空间关联。这种“庙临江、城相望”的格局历经千年沉淀,成为其文化价值存续的物理基础。根据《长江三峡库区云阳县淹没处理及移民安置规划》,云阳老城将整体迁移至上游32公里处的双江镇(长江北岸),张飞庙也位于淹没线以下,因此易地搬迁成为唯一选择。但“如何搬迁、迁至何处”的核心问题很快引发了关于保护理念的深度探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优先保留原址的地点真实性,还是延续文化价值?这一命题贯穿了整个保护方案论证过程。

  三种搬迁方案博弈:数据支撑下的优劣权衡

  随着云阳新城搬迁规划的确定,张飞庙如何搬迁前后出现三种方案。各方围绕工程可行性、文化价值延续性、投资成本等维度,结合实地勘查数据与多方诉求展开密集论证,每一种方案都呈现出鲜明的优势与局限。

▲三种选址方案 来源:互联网

  原址靠后方案:原址真实性与文化割裂的两难抉择

  “原址靠后”方案由吕舟教授于1993年在《长江三峡淹没区文物保护论证——云阳张桓侯庙的保护论证》中首次提出,核心思路是将庙宇在原址淹没线以上的180至210米高程处,向后抬升50米复建,保留其在长江岸线的地理坐标。

  该方案的核心优势集中在成本可控与原址真实性两方面:搬迁距离最短,可节省大量运输与工程费用,契合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简称“三建委”)《长江三峡水利工程建设移民条例》“移民任务和资金包干”原则,投资成本低,成为工程建设方的优选;保留了原古迹所在自然环境的真实性,长江水利委员会在《张桓侯庙迁移保护规划设计报告》中指出,该方案“尊重‘此物在此地’的历史认同,符合文物古迹原址保护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文物真实性”;技术可行,经勘查原址靠后的位置无重大地质缺陷,高边坡和库岸再造问题可通过工程手段解决。

  但是该方案一出台,就遭到云阳当地百姓的反对。当地政府明确提出,张飞庙属于云阳县城。响应国家移民规划,云阳县城全部搬迁到上游32公里的双江镇新址,张飞庙也要和全县百姓一起移民到新址。

  文物保护专家和长江水利委员会也充分理解,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张飞庙作为故土记忆的象征,若不能随城搬迁,将引发地方群众的广泛不满。因此,虽然三峡投资方和文物保护专家都认可“原址靠后”方案,但在最终结论中亦明确表示“若各方面同意其他方案,不提异议”。

▲施工现场 来源:互联网

  迁入新城方案:规划刚性与环境适配的现实冲突

  “迁入新城”方案源于《三峡移民安置规划》中明确云阳县全县整体搬迁的刚性要求,新址双井寨附近就预留了张飞庙规划重建的用地,并与磐石城、双井寨等原古迹共建成一个文化旅游景区,该方案最早公布后,得到了重庆市移民局和云阳县政府的支持。此方案的优势在于规划协同性:契合国家移民安置的整体布局,方便群众祭拜与日常管理;古迹集中可形成文化集群效应,带动新云阳城的旅游经济发展。

  但1996年清华大学《四川省云阳县张桓侯庙保护规划报告》与1998年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实地勘查数据,彻底否定了该方案的可行性:其一,选址环境不适配。双井寨区域狭窄,背后无高耸山峰作为衬托,与原有临江高挂的张飞庙风景大相径庭,没了气势。其二,建筑形制无法还原。张飞庙原位于长江南岸,坐南朝北,若迁至长江北岸的新城,为保持大门朝西的方位不变,将形成“镜像”的沿江立面,而古建筑解体后无法按“镜像”复原,从古建筑构件材料、原做法和工艺来看,不具备可操作性。

  由于在长江北岸复建,无法满足张飞庙“背山面水、再现原址环境”的选址原则,且建筑朝向与格局真实性难以保障,该方案最终被重庆移民局和云阳当地政府否决,体现了建设规划服从“不改变文物原状”的保护原则。

  南岸随迁方案:文化延续与环境复原的最优解

  在两种方案受挫后,清华大学随后提出的“随城迁移至长江南岸”第三方案逐渐成为共识。该方案跳出“留原址”或“进新城”的二元思维,核心是在新县城对面的长江南岸勘察选址,与北岸云阳新城保持“隔江相望”的历史空间格局,最大限度延续文化价值。

  方案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得到多重数据与论证支撑:其一,空间关系延续。张飞庙与云阳老城、长江水道形成的“庙临江、城相望”格局已延续千年,清华大学1996年《四川省云阳县张桓侯庙保护规划报告》明确指出,该方案“基本出发点是保持这一历史空间关系,虽失去原址真实性,但再现了文物原有大的历史空间与环境特质”。其二,专家们共识高度统一。陕西古建设计研究所专家认为,张飞庙的价值集中在“蜀汉历史见证、长江历史印记、建筑与环境融合、民俗文化载体”四方面,南岸随迁方案最能体现这些价值。其三,技术与实操可行。该方案背靠一座大山,“能最大限度再现原有历史环境特征,便于划定保护范围、日常管理及长江三峡风景线布局”,并确定“背山面水”的选址原则。其四,方案细节明确。1997年12月,清华大学规划组在长江南岸的盘石镇确定新址,1999年编制《张飞庙搬迁保护规划方案设计》明确张飞庙搬迁工程的两大保护原则:古建筑本体工程“原拆原建”,环境工程“再现历史环境”,确保建筑形制与历史景观格局的完整性。

  1999年,国家文物局以《关于对白鹤梁题刻、石宝寨及张桓侯庙保护规划方案的意见函》(文物保函〔1999〕160号)正式批准该方案,历时6年的论证终获定论。

▲新张飞庙 来源:互联网

  决策内核: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时代突破

  回顾三峡张飞庙搬迁的决策过程,本质上是我国文物保护理念从跟随西方“物质遗产保存”转向中国“价值传承保护”理念探索的一次重大实践。这一决策不仅基于翔实的实地勘查和各方面的专业论证,更蕴含中国特有的文物保护的三重核心观念,与当时流行的西方国际保护理念交融共振。

  价值引领:文化价值成为决策核心标尺

  决策过程中,各方逐渐形成共识:文化遗产的保护不能仅停留在建筑本体,更要守护其承载的历史文脉与情感联结。张飞庙的突出价值并非古建筑本身的历史价值,而是其在长江三国文化链、三峡人文景观线、云阳民俗信仰中的核心地位。南岸随迁方案之所以胜出,关键在于其最大限度保留了“庙—城—江”三者历史空间及文化关系,这与1994年ICOMOS奈良会议拓展的“真实性”理念高度契合——真实性不仅包括物质层面的材料、工艺,更涵盖文化层面的传统、习俗与情感。而这一具体实践比2005年ICOMOS《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文物古迹“周边环境”具有保护意义早了6年之久,成为我国文物古迹“背景环境”保护实践上的重要案例。

  数据支撑:科学论证奠定决策基础

  三个方案论证过程始终以现场勘察为基础,以科学数据为核心支撑:从原址山体35度坡度选址、岩石风化程度相似等地质数据,到新旧位置的游客量、门票收入等经济数据,再到建筑朝向、古建修缮工艺、“庙-江-城”空间格局关系等数据,为方案优劣判断提供了量化依据。例如,通过对比三种方案的工程成本、景观还原度、文化价值等三方面指标,清晰论证了“南岸随迁方案”的综合优势,避免了决策的主观臆断,体现了文物保护的科学精神。

  多方协同:构建民主科学的决策机制

  决策过程形成了“专家论证、政府决策、群众参与”的协同模式:清华大学、陕西古建设计研究所等专业机构提供学术与技术支撑,重庆市移民局、国务院三建委统筹政策与成本,云阳当地群众反馈情感诉求。不同立场的充分兼顾,使决策既满足了工程可行性与成本控制,又凸显了“文化价值”核心驱动,本体“历史价值”真实保留,这种多方协同的机制,确保了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

  文物保护的中国实践与传承

  如今,搬迁后的张飞庙依然矗立在长江南岸,与云阳新城隔江相望,“巴蜀—胜景”的风貌得以完整传承,庙内281幅木刻书画全部妥善保护,年游客量仍占据三峡游总人次较高比例。

  从张飞庙的易地搬迁,到应县木塔的数字化保护、绍兴古城的智慧管控,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正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从“物质保存”向“价值传承”、从“单一保护”向“系统治理”不断进阶。张飞庙的搬迁故事,不仅是一段文物迁徙的纪实,更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的生动注脚——唯有坚守文脉根魂,兼顾科学精神与人文关怀,才能让文化遗产在时代变迁中永续传承,绽放出持久的魅力。

  (作者单位:北京建筑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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